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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异事自古就多,咱老百姓也没那个机缘逢仙遇鬼的,说起这天道玄妙,人人都能讲出来的故事,也就是见过那游走红尘的算命先生了:
从前过日子,倒不和如今这般闭门锁窗的孤清,邻里间都热络,走动得勤快,谁家包了饺子或是弄了些新鲜果蔬,楼上楼下都能跟着尝尝鲜哩。尤其是夏天傍晚的时候,姑婆姨嫂们都搬着小板凳聚在一起,看着自家孩子疯玩,她们也趁着晚霞聊聊家长里短,有时星星都冒头了,还舍不得回去哩。因此谁家也谈不上隐私,都是活在众人眼皮子底下。
这些姨婆们凑到一起,最常聊的就是“算命”了。那时候婚丧嫁娶,发财或病痛,乃至生不生孩子,生得了几个,都要找算命先生去算上一算,数年间成了风气,很是带动了几个神婆神汉的生意。
那到底算命这回事能不能当真?准不准呢?这个就是各人心里一杆秤,各有各的数了。说两个我知道的,一个是前楼的强子哥,一个是后楼的小凤先:
我们三个算是发小,彼此熟知,虽然长大后各奔前程,仍是有着联系:
先说强子哥吧:他家就他一个孩子,父母双职工,吃喝穿都可着他先来,性情难免有些骄纵,好在他天性重情义,小伙伴们都愿意同他玩耍,是个孩子王。他妈给他去算命,几个瞎子和神婆都说这娃将来有出息,其中一个王半仙说的详细,说强子哥是“无根水”,这方土地养不了他,将来要往东边去,水归江河方才有靠,大器晚成也!
后来上了学,强子哥实实在在是个学渣,他自己说看书本就像孙悟空上了紧箍咒,怎么也不是读书那块料。
好歹高中毕业以后不读了,他爸妈托人托关系给他找工作,那时候安排工作可不便宜,家里的积蓄都花空了,就希望他能安安稳稳的上班结婚过日子,可强子哥不是喝酒误事,就是跟同事老师傅打架,十年间换了三四个地方,发小们都成家立业,强子哥反倒孑然一身,戾气十足,出了名的刺儿头。日子过得反倒不如旁人了。
二十八九岁时,强子哥喝了场大酒,回家借着酒劲给他爸妈磕了仨头,说你们就当没养过我,别再管我啦!
第二天强子哥失踪了,只留张纸条说他外出闯荡去了,让爸妈别找他,等混出人样再回来……
强子哥是从朋友那里弄了点路费,去了上海。刚去的时候苦啊,真的睡过天桥和地下通道,给摩天大厦擦玻璃,命都悬在半空中了。只是背井离乡没了照应,强子哥反倒是收敛了骄躁的性情,他自断了退路,宁愿饿死他乡也不肯回家,真真正正是干活干活,有干才能活!
后来他做了长途货车的司机,沿着运河往来送货,偏僻路段常有恶人劫道抢货,强子哥自小学来的江湖气竟排上了用场,千里远的路途,唯独他平安无恙,得了货运公司老板的赏识,渐渐积累了些人脉和资金,三十三岁上娶了老板的千金,更是自己开了一家货运公司,如今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方,强子哥住的可是小别墅哩!他爸妈也搬去了那里抱孙子,让这些邻居好生羡慕,都说人家强子的命好哩,那上海可不就是往东走,依着运河黄浦江,强子的无根水命落了地,发了家呢!
再说一个就是后楼的小凤先:
凤先是个姑娘,她父母是从农村招工时来的城里,原先住在村里时,她妈便与婆家公婆妯娌不合,整日的吵闹,大半原因是因为生个女儿,让人看不起。她叫“凤先”,意味凤已先至龙自来,她爸妈是想要儿子!
凤先五岁时,果然他爸妈像是开了挂,一连气生了三个男孩子,被罚的家徒四壁也愿意!凤先的三个弟弟分别叫大龙,二龙和锁子,也是缘于算命先生的话:
凤先妈的脾气特别不好,夫妻俩日日吵架,多数都是为了钱,三瓜俩枣的事情,两口子能大打出手,后边跟着四个孩子哇哇的哭,他们也不管。
凤先妈最喜欢捏着孩子们的八字去算卦,仿佛借着算命先生的几句吉言,她也能在这煎熬的日子里看到些希望:
可她小儿子出生后,瞎子说这孩子不好养,怕是活不到成年,所以凤先妈给小儿子起名叫锁子,可惜十岁上仍是夭折死了。又说凤先妈的三个儿子,皆是前世的“冤亲债主”,这辈子是来讨债的,化解的方式便是“刀无刃,忌恶言”,就是让凤先爸妈不要去磨菜刀,家中还不能争吵打闹,以柔克刚,多善行善言,消了上辈子的怨气,方能家里平安。
又说凤先这个丫头,倒是来报恩的,能给二老送终,只可惜是个“吃两家水穿两家衣”的命!
凤先妈大概是没相信那瞎子的话,或是脾气改不了,只把女儿将来是个二婚的命数听进去了,整天的骂她赔钱货,打骂是家常便饭!
如此到了凤先的弟弟锁子夭折以后,凤先的日子更难过了,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凤先妈狠狠要了一大笔的彩礼,那时候还不作兴要婆家彩礼呢,她妈竟为“天下先”,那钱是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的,就把姑娘当成牛羊,论斤轮论的给“卖”了!
再说凤先的两个弟弟或许真是来讨债的,一个比一个更馋懒不成器,她妈只知道从女儿身上刮脂膏贴补儿子们,从不想想凤先在婆家如何自处。
凤先二十四岁上离了婚,那家连孩子也不要,把凤先和小女儿赶回了娘家,这可不就应了“两家井水两家衣”的话嘛!
那些年凤先过得苦啊,娘家父母和弟弟妹妹脸色难看饭难吃,她孩子小,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厂子效益不好,她学着人批发搞些小买卖,好歹买了房子,娘俩搬出来不用再挨骂……
前几年凤先的爸妈却又找上门来,说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儿子们呢都是老爷们粗心,儿媳们又隔着一层,不如自己亲身闺女贴心,俺俩就住你家里不走了!
其实是凤先的爸妈和两个儿媳妇都闹翻了脸,被儿子赶了出来。
这一住便是近十年,老夫妻吃喝拉撒生病住院,都是凤先忙前忙后的,又出钱又出力,老头老太太临终倒是说了句公道话:这个闺女啊,真是来报恩的,我俩算是得了她的济!
可话虽如此说,二老咽了气,剩点家底仍是都给了俩儿子。
而凤先爹娘过世后,她的二次姻缘竟真出现了,是个大她两三岁的憨厚人,对凤先知冷知热的,对凤先的女儿视为己出,两人又生了个大胖小子,凤先的人生从才算是苦尽甘来,说说笑笑,人都变漂亮了不少呢……
这强子哥还有凤先的事,让我觉得也许人真是各自有命,高人能推算的出,那些算命的倒不都是胡说骗钱的!只是强子哥说,命不命的他不知道,他只晓得那时候他破釜沉舟跑到外地,不动脑不出力,就得饿死,逼急了,人就会给自己寻出路了嘛!
而凤先说的是,她爸妈就是她的苦命,有这样的父母想不离婚不吃两家井水,难!至于给父母养老送终,她只说为人子女,只求问心无愧。说句不中听的话,若是凤先的爸妈还在,别说吃不吃得上第二家的井水,就是吃上了,怕是也还得离呢!
所以说啊,算命算命,算出来的命,非是天命,而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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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曙明
济南国货售品所创办于1933年,它是天津国货售品所为了扩大营业范围,在济南设立的分支机构。
这个分支机构下设两个分所,分别是“批发分所”和“零售分所”。
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创始人叫宋则久,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1899年,宋则久担任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其间,因为其经营有方,管理得当,绸缎庄买卖兴隆,誉冠全津。
但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宋则久经常受到“洋货”的排挤和打压,他痛定思痛,悟出了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真谛。
于是,1905年,他与人合资创办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公司、报国公司;
1912年,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
1913年,毅然辞掉敦庆隆经理职务,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后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为民族工业的振兴作了很多有益工作。
售品所开张营业之后,按照宋则久规定的宗旨,不经销洋货,专一经销我国自产的各种工业品,因而深得人心,经营日渐兴旺。
1931年,天津国货售品所指派牛建亭、靳希彭二人来济南推销抵羊牌毛线。
经过大半年的推销,牛建亭、靳希彭二人认为,在济南设立批发所很有必要。
公司领导商议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1933年春节过后,公司便继续委派他们二人到济南筹办天津国货售品所之济南批发分所,并拨付资金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再次来到济南后,牛、靳二人经朋友介绍,租赁了位于普利门保安巷3号的四合院,因陋就简地开始了筹备事宜。
同年3月,济南国货售品所批发分所正式对外开展业务。
牛建亭担任经理,靳希彭担任司账,王永明担任推销员,另有7名员工。
因为专门经销国货,济南国货售品所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尽坎坷。
开张营业不久,就受到了外国企业的歧视和排挤甚至打压。
例如:当时在济南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毛线。
一种是西洋货,一种是东洋货。
西洋货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前者的售价是每磅3元左右,后者是每磅1元8角。
东洋货是日本产的樱花牌、海鸥牌,售价都在每磅1元上下。
而天津毛纺厂出产的抵羊牌毛线,其花色、质量虽然比西洋货、东洋货稍有逊色,但因为是国货,销路也不错。
当英国博德运毛纺厂得知国货售品所经销抵羊牌毛线后,便迅疾派人来到济南,向销售抵羊牌国货的商家施加压力,扬言如销售抵羊牌,他们将不再供应蜜蜂牌、学士牌毛线。
迫于压力,有些经销商只好不再经销抵羊牌国货;
但也有的不为所动,一如既往继续经销。
他们认为,商家经销国货天经地义。
云寿百货店经理汪志和就是这样一位识大体的爱国人士。
他对英国博德运毛纺厂的推销员说:“你们供应我们毛线也好,不供应也好,我们一定要经销我们的国货。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们,我们更不会屈服于你们的压力。”
铿锵有力的回答让外商颇为震惊,更无可奈何。
也正是因为这些商家们的大义支持,使得抵羊牌毛线在济南的销量远远高于最初的期望值,国货售品所也由此在济南打开了局面。
上世纪30年代,在济南市场上有一种大华铅笔,因为是中国人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故而被称为“二流国货”。
除了大华铅笔之外,市场上还有德国的施德楼铅笔和日本的樱花铅笔。
尤其是樱花铅笔,几乎垄断了济南市场。
济南国货售品所成立之后,开始推销大华铅笔。
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施德楼每罗(注:12支为一打,12打为一罗)4元3角,樱花每罗2元1角,而大华则是每罗3元4角。
大华铅笔与樱花铅笔相比,既没有价格优势,也没有质量优势,因而推销起来相当困难。
为此,国货售品所的推销员们想了很多方法。
他们大力宣传“中国人,用中国货”,并通过委托文具店来促进经销。
规模稍大些的店送5罗,小些的送1罗或2罗,条件是卖出后再付款,卖不出去就退货。
当时在芙蓉街上的教育图书社,是济南文具批发经销的大户,初始他们还有些顾虑,只是勉强收下了货品。
没想到几天后他们却主动要货,并说,“既然有了我们的国产铅笔,为什么还要推销洋货呢?我们有责任推销国货。”
就这样,大华铅笔逐渐在济南打开了市场。
1935年,济南国货售品所的营销活动日渐兴旺,不过,他们只有批发而无零售。
为此,天津总所决定再设济南“国货零售分所”。
1938年初,日伪特警强迫国货售品所代销日货,并不得使用“国货”二字。
为此,天津总店通知济南分所,将国货售品所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
名称虽改,但仍以销售国货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准销售洋货。
此后,他们不仅没有销售日货,反倒是增加了国产的化妆、搪瓷、橡胶、针织等产品。
这让日本宪兵大为恼火,多次传讯、警告牛建亭经理,强迫其销售日货,并经常寻衅滋事,不断制造麻烦,殴打国货售品所的店员。
在持续不断的重压之下,国货售品所经营每况愈下,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已濒临倒闭。
直到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才又慢慢起死回生,并渐渐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济南文史专家张稚庐先生回忆,解放初期的济南国货售品所零售分所内,货柜摆设不是常见的沿墙四壁,而是摆设在大堂中间,围绕着货柜是一圈“回”形柜台,其销售的货物是日用百货。
1956年,国货售品所实行公私合营,两个分所的员工分别被分流到济南百货大楼及各大百货商店。
当时,鉴于济南百货大楼已经建成营业,为了优化整合且有效利用资源,零售分所的门面便改为珍珠泉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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